导读

胡宏伟老师认为，“浙江具有中国价值”，浙江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中国模范生”。

在近期的通衡论坛上，长期深耕浙江、观察浙江的胡宏伟老师以浙江为出发点，从到底浙江是什么？对浙江怎么评价？浙江对中国改革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改革开放背后的南北中国四个维度出发深入分析了浙江经济和浙江背后的中国经济版图。

胡宏伟，知名财经作家，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有《温州悬念》、《中国模范生》、《东方启动点》等。

浙商与中国民营经济

浙江的中国价值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启航地、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浙江省委的三句话概括了浙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胡宏伟老师在论坛中对这三句话做了深度解读。

“中国革命红船的启航地”奠定了浙江的革命红色基因和历史渊源，近期良渚古城“中华第一城”和“中华文明的朝圣地”的评价则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嘉兴革命红船加上良渚文化的双重历史铺垫，让经济的浙江正在发生“政治的浙江”和“经济的浙江”相叠加的演变。

浙江为什么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胡宏伟老师认为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广义的说，开放是改革的一部分；狭义的说是开放+改革。开放看珠三角，改革则花开两朵，浙江的温州模式和江苏的苏南模式。浙江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最彻底的地方。

“改革开放绕不开外部地理环境的先决条件”。浙江改革的根子在温州，只要中国改革还在路上，温州模式不会过时。浙江的今天其实是一个放大了的、提升了的温州模式。

温州之所以会改革优于开放，因为当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很难吸引外商，只能靠改革，通过民众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建立了一套产权清晰、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

江苏地处平原，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和开放条件，由于产权问题解决不彻底，苏南模式逐渐遇到瓶颈，1998年，江苏在反思之后从苏南模式转向了以对外开放为主的苏州工业园和昆山模式。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他在浙江推出了非常多的战略理念”：第一个是2003年7月份在省委全委会上提出的“八八战略”；第二个是现在广为人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还有两个，一个是义乌经验‘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点石成金’，义乌经验其实是对浙江发展的一个精彩的阐述”，胡宏伟老师在论坛中提到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战略，“2003年开始全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2003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真正的元年。”

浙江实践对中国改革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中国改革的本质是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到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这三者之间存在逻辑联系，最重要的是产权、民营经济，只要是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生产的一定是商品，只要是商品就一定要进行市场交换”，胡宏伟老师在论坛中说，“三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浙江率先实现了中国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温州及温州背后的浙江直面产权制度问题，建立了发乎于心的民营经济，回答了“改革向哪里去”的问题。

浙江对中国改革的第二个贡献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改革的真正的动力是人民。胡宏伟老师认为，“浙江发展经验的第一条就是人的解放。浙江的人的解放是一个自我救赎，解放了他们的手脚，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拥有了一个自由的灵魂。”自我的解放注定浙江的改革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是英雄的时代，浙江40年发展的真谛就是民间活力、就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自发的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民间活力和浙江各级政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浙江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会引起争议，但“最多跑一次”等基本指导思想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浙江有限、有效、有为的政府定位构建了中国最好的营商环境，有了政府的自我革命，才会有浙江民间活力的天高任鸟飞。

浙江的改革成果最接近改革的根本目标。“所有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人民福祉。浙江所有的数据里面最骄傲的其实是一个数据，不算直辖市，浙江在1985年之后连续3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第一，仅次于上海，借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没有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胡宏伟老师提到，“浙江是中国社会财富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最小的地方，2005年第一个全面消灭了贫困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浙江远远走在中国前列。”认为，唯有人民幸福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人民幸福才是一个区域和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所有的根本。从这一点来说，浙江比广东和江苏做得更好，广东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内部经济实力差异大，第一名的深圳2018年人均GDP18万人民币，最低的惠州只有3万多人民币，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平衡。

浙江陆地面积小、缺少自然资源、多山地的自然禀赋注定了浙江很难在GDP上做到第一，浙江的基本特征是小而美、发展相对和谐。“浙江改革就是从人出发，最终回到人的一切为了人的一场改革，它的主题词就是‘人’。”胡宏伟老师在概括浙江的改革时认为，“因为浙江改革是调动了浙江民间的活力的，所以他是从人出发的，为什么说它叫最终回归于人？因为浙江改革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过富足的，以及有尊严的日子，这才是中国改革的根本使命。”

改革开放线背后的南北中国   

说到南北中国，常常提及秦岭—淮河这条自然地理分界线，本次论坛上，胡宏伟老师提出，“中国存在一个改革开放线，或者叫市场经济线，这条线大体分割在江苏南部，苏南地区，这条线区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成熟度，民营经济的发育程度。市场经济的成熟度和民营经济的发育程度，一定与权力中心距离的远近呈负相关”。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有“边区效应”，都在机会成本最低的地方率先突破，小平同志当时力推深圳不仅因为它靠近香港，还因为深圳地处边远。

“中国东西部关系其实从地理空间概念上就是一句话，中国由东向西，山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不发达。东西部关系不会有大的质变，因为地理空间就是这么一个布局。”胡宏伟老师分析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当下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南北关系，南北关系既是经济问题，同样是政治问题。”

南宋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都统一于北方；南宋以后，两者开始背离，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经济中心转移到了南方，未来中国的经济重点是南中国。中国从北到南一共有三个经济板块：第一个，环渤海经济圈；第二个，长三角；第三个就是珠三角，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

胡宏伟老师认为长三角是中国的第一发动机，原因有三点：1、长三角有比珠三角更深厚的人文积淀。2、从地理角度看，长三角“三省一市”中的“两省一市”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地理单元，关系密切；另一个安徽与长三角核心区对接的恰恰是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以紧紧依托苏南和浙北地区，由此长三角可以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格局。更重要的是，长三角可以沿着长江向西辐射，与中部的武汉经济圈、西部的成渝经济圈联通形成覆盖近5亿人口的经济带，足以承担中国使命。相比之下，广东四周被大山包围，与他接壤的的地区都是邻近省份的欠发达地区，珠三角的开放优势很难进一步向外辐射。3、长三角崛起的背后是国家意志。

相对于南中国，北方的市场经济力量弱，行政干预强，缺乏足够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改革开放程度不高，典型代表就是东北地区。由于南中国在经济层面更强，所以在生产力要素上出现了“大雁南归”，再次出现了历史上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现象。

地处“改革开放线”分界点的苏南地区则在南北之间找到了一个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平衡点，通过制度设计，在企业与强政府之间设立了一道围墙，“企业永远管围墙内的事情，政府永远管围墙外的事情，政府围墙外的事情是为了围墙内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苏南地区形成了强政府与大企业并存的局面。

福建与山东 南北中国里的关键省   

福建省对南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联动非常重要，从地理上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哑铃的两头，中间的“把”就是福建。恰巧浙江南端的温州、广东东北部的潮汕地区和福建的厦漳泉地区都说闽南话，三地的有着共同的精神气质——爱拼才会赢。

从大中国的角度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打通形成的世界级城市群一定超过独立的长三角和独立的珠三角，互联互通经济发展才有希望。与浙南和广东东北部人文气质相近的福建正合适担当两地的通道。

放在南北中国的视野下，山东是最有希望承担沟通南北责任的省份。山东分两个板块，一个是东部的胶东半岛经济圈，一个是西部的济南经济圈。

未来的山东应该按两种格局去发展：第一，济南经济圈，讲政治，勾连住北中国；一个是面朝大海的青岛，青岛的崛起直接决定北中国的未来，要防止南北中国因经济形态差异而产生隔膜，就必须要有互相连通的节点，青岛就是一个节点性城市。

改革的真伪决定国家成败  

“改革开放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个政治性选择，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将决定我们一个正确的经济发展的方向。”谈及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胡宏伟老师说，“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真的改革，什么是假的改革，这个必须分清楚。”

针对去年中国出现的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胡宏伟老师分析说：“民营经济离场论不是插曲，它是中国改革发展40年在某个历史时间点的一个必然。1982年温州“八大王”事件，2003年的民企原罪论，到去年的民营企业离场论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整个改革的历程当中，关于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一直是饱受争议的，无非有的时候此落彼涨的问题。”

浙江民营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面对的最大风险其实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治风险。如果说浙江改革有什么本质突破的话，第一个是所有制；第二个，在所有制问题上得到重大突破的基础之上，尝试探索解决了民营企业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浙江的改革，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政治命题，讲政治很重要，尤其对大型企业来说，讲政治是一门至高无上的中国式艺术，非常难。这个命题的背后所涉及的一个关键点是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毫无疑问都是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是“定海神针”，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但是没有民营企业就绝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优秀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下一样可以活得如鱼得水，这两者不是对立的，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去否定民营企业。

最后，在谈及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看法时，胡宏伟老师认为，“离开了对民营企业地位的肯定，离开了对中国改革基本方向和基本定位的判断，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摇摆了，那么什么都靠不住。只有真改革才能救中国，真改革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必须有全民的危机感；第二个，必须在全民危机感基础之上的全民改革共识。真改革有两个突破口：第一个，思想解放；第二个，在思想解放基础之上的体制机制再造，政府机构进行自我的权力约束，从而激发民间活力。”